记者近日获得确切消息，巴菲特与盖茨都已经来了，近日将在京一起出席慈善晚宴。由于保密工作做得太好，具体能够出席晚宴的富豪名单和地点仍是个谜。多家媒体报道，已有一半接到邀请函的中国富豪表示不会去参加这场慈善晚宴。(《北京晨报》9月28日)

　　“巴比宴”真可谓一波三折：开头风光旖旎，国内舆论指望两位外国元老能振臂一呼、自己人从者云集，慈善事业风生水起；接着波诡云谲，裸捐的背景、逼捐的传闻，硬生生弄成“鸿门豪宴”，一众富翁唯恐避之不及；再接着是批判式思维，鞭笞国内“慈”场不足、体制机制沉疴泛起，拒绝赴宴有理、拒绝裸捐光荣，甚至大呼慈善不能崇洋媚外——于是大家都松了口气，“巴比宴”又回到了八卦的层级。

　　这些天，大家都显得颇为理性，为“中国富豪为何拒赴‘巴比宴’”找到很多翔实而铿锵的理由，这些理由罗列到最后，就是咱可以理直气壮地不理会“巴比宴”，或者说都别太把这场晚宴当回事——于是，那些本不打算赴宴的富翁终于可以衣冠楚楚地发声了，譬如“慈善不等于捐钱”、“把企业经营好也是做慈善”云云。这些话充满了辩证法，原则上无可辩驳，但仔细推敲一下：不捐物不捐钱，难道慈善靠的是“心有灵犀”？企业经营好了是慈善，个人日子过好了也是慈善——因为不需要国家或他人救济？那么慈善就是个人人可以“立地成佛”的玄学？

　　等制度建立健全好了再去搞慈善，这话看似理性——遗憾的是，慈善本就是恻隐之心、是悲悯之意，是很感性的东西，属于道德范畴——它固然需要制度的捍卫与呵护，却经不起技术层面的称量与要挟。制度永远无法完美，但人性可以修补这种残缺。即便是制度经济学，也承认非制度因素的强大整合力。捐什么、捐多少、怎么捐，制度激励很重要，更重要的还是一种近乎宗教情怀的价值笃信。若非如此，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封建年代的慈善义行可以感天动地？为什么慈善发展程度未必与经济发展层级成正比？

　　关于慈善环境，其实与公权的清廉与否是两码事情，不能拿制衡公权的制度思维来界定慈善的可行与不可行。慈善是道德，道德固然要食人间烟火，但道德仍有超功利、超物质的因子——这就好比一个人看月亮，情思绵远，但这分浪漫不一定是非要华厦美服才能享受。特雷莎有段令人动容的话：人们不讲道理，思想谬误，以自我为中心，不管怎样，你还是要爱他们；如果你做善事，人们说你自私自利、别有用心，不管怎样，你还是要做善事；将你所拥有的最好的东西献给世界，你可能会被踢掉牙齿，不管怎样，你还是要将你所拥有的最好的东西献给世界……你做慈善，也许未必会有税收优惠，也许未必会被镁光灯投射，也许未必会赢得公众的口碑——这些固然是政府需要反思的问题，但这些，真是个体做与不做的必要前提？

　　拒绝慈善是公民的自由，这自然无话可说；然而，即便我们拒赴“巴比宴”，也请不要那么理直气壮，更不要对他人的高调慈善指手画脚——因为慈善，除了是支撑行动的信仰，更是让人觉得生活并不那么赤裸裸的温情。毕竟，除了吃饭，有时我们还指望靠着她们将日子过得不那么绝望。(文/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