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住宿对于农村家庭而言，绝不仅仅意味着农家子女读书方便，还意味着现实收入的增加。

为防止被学生贴上体罚的标签，老师一般都不会直接动手，而是让违纪学生之间展开“自我教育”。

学校内部底层孩子在抗争中所形成的日常江湖，对官方的处分和警告赋予另外一种“英雄主义”的文化内涵。

中国日益开放的中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和农村学校布局结构调整，使在外务工人员收入日渐宽裕，且更为重视教育。他们更愿意将子女送到农村家乡所在的中心城镇就 学，进而出现了既留守又流动的新格局：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逐步向家乡所在的中间城镇聚集，特大城市中的流动儿童回流，村落校点中的留守儿童上移。村落校点 亏空而被撤并、中小城市和乡镇中心校拥挤、大城市学校学位紧缩性持平，将成为中国当下和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的不可避免的教育现实。

在此教育现实中，笔者所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城镇化进程中西部底层孩子阶层再生产发生的日常机制及策略干预研究》（项目编号：15CSH012）持 续深入中国底层乡校，探寻寄宿制学校内中国子代们的日常微观生活世界：在寄宿制学校已经成为中国农村教育半壁江山的宏观背景下，在寄宿乡校演变成为略带福 利色彩的资格竞赛游戏中，寄宿制学校中的中国子代们究竟遭遇了何种复杂的校园“惩戒术”，以至于日常管理从“直接惩戒”走向“间接惩戒”直至“故意无 视”；在此基础上政府主导推动的自上而下分解式关爱体系又如何屡屡受挫，以至于需要重新反思和检讨：对这群寄宿制学校中规模庞大的中国子代们，如何实施有 效的成人世界的关爱。